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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寒药,通过恢复经脉之气的正常通行,来实现清热!

发布日期:2025-11-23 11:10    点击次数:175

在前一篇《甘草》里我们说不同的两线格局决定了,与甘草配伍的药味组成的不同。而属于良性循环(即气行则N行)的小便通利,是以兼顾到两线格局为前提,卫气稽留得以解除的自然结果。

由于两线的具体格局彼此之间差异很大,因而,不同的药方中与甘草配伍的药味组成,彼此之间的跨度也必定会很大。

比如,有以麻黄桂枝来配伍的,有以白术附子附子来配伍的,有以酒来配伍的,也有只以散剂法与热饮法来配伍的…

但无论是麻黄汤桂枝汤真武汤,还是丹溪的酒制甘草粉末,亦或是张锡纯的甘草末热饮法…也无论最终是获得了汗出,还是小便通利,还是通下恶血…

我们都不能忘了,甘草的功效都是通过“达表”/“解除卫稽”来真正达成的。

不仅看到麻黄汤时我们要能意识到这点,在看到热饮甘草粉末而取得小便通利时,也要能意识到这点哈~

在《甘草》篇里我们还说了,需要以类似眼光来看待的,至少还有麦冬地黄等生津养阴药。如果说,对于生津养阴药仍要通过“达表”,才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,我们在理解上还掰不过来的话,咱这篇先来讲讲苦寒清热药。

先拿大黄来说。同样的,与大黄配伍的药味组合跨度也会非常大。有用附子细辛来配伍的《金匮》大黄附子细辛汤,有用桂枝汤来配伍的桂枝加大黄汤,有用枳实厚朴来配伍的小承气汤,有用热水浸泡须臾仅取其气的大黄黄连泻心汤,也有单独用酒来配伍大黄的…

本号曾介绍过范文甫使用大黄附子细辛汤治风痰喉痹,我们尚能从中领会到其发挥“达表”的意图。但其实古人之所以在某些实邪热盛的情况下,仍使用有行气作用的药味或手法,如厚朴枳实酒洗法热饮法散剂法等来配合大黄,仍是为了恢复经脉之气的正常通行的,以防单用苦寒可能会困遏气行。

经脉之气恢复正常通行,即为卫气稽留得以解除。

再说黄连。就拿《伤寒论》方来举例,有与干姜生姜半夏配伍的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,有与人参干姜配伍的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,有与附子配伍的附子泻心汤,有与葛根配伍的葛根黄芩黄连汤,有用热水浸泡须臾仅取其气的大黄黄连泻心汤,也有单独用酒来配伍黄连的…

我们之前介绍过以甘草泻心汤作为主方的“百合病”,说“百合病”其实就是个中气受损的“阴火病”,总治则是通过兼顾两线来解除卫气稽留。也就是说,对于黄连与干姜生姜半夏等配伍的几个泻心汤属于“达表”方,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。

另外,葛根芩连汤本身是表证误用下法,以此方来重新达表,也应是大家的共识了。

不好理解的还是后面的那几个,咱找其中极端的,比如说,大黄黄连泻心汤,说其仍是为了达表的,或者说,仍是为了恢复经脉之气的正常通行的,是不是会相对不那么容易理解?

本号去年到今年将“正纵横”的分析方式给逐步淘汰掉了,也是为了努力接近真正的医理真相。

在以前我会认为使用苦寒药味,是为了降行“纵向/三焦”层面的气机的。又由于使用的是热水短暂浸泡法,因而保留了所需的外达张力。也就是去年所谓的,在主以降行的同时,保持住最基本的外达张力。

但自从以第一篇《气血津液的病理图》与第二篇《五大升降》,正式开启了“两线”阶段后,我们对于黄连在这里的作用,就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了。

两线,卫气线与阴火线,总共主要有八大要素。

黄连,主要针对其中阴火线的气+阳+,兼顾津+;而热水浸泡仅取其气,其中热水稍助力了其中卫气线的气+,而仅取其气则确保了其“-气-阳”的作用不至于发挥得太过,也间接地保护了卫气线。

于是我们来总结黄连的热水浸泡法,是主要针对“气+气-阳-”,两线八大要素之三,来恢复经脉之气的通行的,或来解除卫气稽留的。

也就是说,我们现在要将黄连同样视为调节“经脉”之气的药味,即属于“本药”。在此基础上,黄连应该还有降行肺气的作用,即属于调节呼吸升降层面的“标药”。

等于说,生姜泻心汤里的干姜生姜半夏人参,换成了,大黄黄连泻心汤里的热水浸泡法。

具体两线格局的比例侧重发生变化了,是因为病人具体的两线问题有所不同。

大黄黄连都说过了,最后来看上面已经出现过几次的黄芩。

从配伍葛根的葛根芩连汤,到配伍干姜生姜半夏等药味的“泻心汤家族”成员,再到仅用一味酒来制成丸药或散剂,或是如李东垣常用的那样,将黄芩粉末最后入热汤药中…

黄芩,也同样是为了配合其它的药味或手法,来共同调节经脉之气。共同纠正八大要素,以解除卫气稽留,令经气恢复正常通行。

黄芩若是能清热,那么其真正有效且正确的清热,也必然是基于经脉之气恢复正常通行的前提下而发生的。气行则热行,气散则热散,无论有形还是无形之热邪,会随着卫气之外达而自行上下分消。

所有苦寒药味的清热作用,皆不离于此。

那你可能会好奇,古人都清楚这点么?

明清以前的顶尖大医家们应该是清楚的,即便从未有过非常直白的表述。

就比如接下来要介绍的,朱丹溪的一则借鉴李东垣“清空膏”的经典案例。

那天我说到现代医学利用咖啡因有收缩脑部血管的作用,来治疗头痛,其背后是被牺牲掉的两到三成的脑血流量。我在那时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,古人与之对应的例子,是李东垣的聪明益气汤。

不过我后来想起来,与之机理最接近的,其实是东垣某个治牙痛的案例,本号以前介绍过,参《经络层面的疼痛,用直接法还是间接法?| 东垣医案6、7》。

那则东垣案的手法是“通行齿部经络的外治法+调胃承气汤的内服药”,我以前给记成了先用内服法后用外治法,于是本来想在某篇文章里作为“先主以降阴火线,再主以升卫气线”的金元手法来进行举例的。但当我在撰写之前再次查看时发现,东垣竟然还是先用的外治法,即先通行局部经络之气,随后再使用的调胃承气汤加减。

尽管看起来,那则医案是以“升逆”为主要矛盾。

因为病人的牙痛,只有在寒冷的户外吹着冷风时,才能得以一时缓解。

照我们一般来看,此案遇寒则缓、遇热则甚,应该属于典型的气机升逆。觉得应该将升逆之气“拉拽”下来才对,于是就有了各种潜法镇法,我皆称其为“一时降行”法。

这是因为,经脉是条单行道。当你的箭一射出去,就再也没有也不应该有回头路!你务必确保的始终都是,经脉之气尽量维持或至少接近于100%的生理情况的效率。

因此,假如经脉某局部发生了堵车,我们要做的不是将效率降低到70%,而是要解决堵车点的问题,疏通堵车点,致力于恢复100%的流通效率。

只有极个别的,若是不临时降低效率,就会危及生命的情况下,才应该采取“一时降行”的“标法”,待之后再施以恢复通行经脉之气的“本法”。

现代医学被许多人诟病为无法真正治疗疾病,其本质就在于,他们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只调节一时的升降。也就是说,他们始终用的是,类似于我们针对经脉层面以外,诸如呼吸升降/腠理开合/二阴通止…之类的手法。而后者本身就是双向运行的,而前者却是单向流通的!

来看看咱们李东垣是怎么处理,现代医学会使用咖啡因来取得“一时降行”的案例?

东垣先用牙粉,其组成为黄连、胡桐泪、薄荷叶、荆芥穗、升麻、羊胫骨灰、麝香,制成细分粉末,频频擦于牙痛处。这一用,病人的牙痛就减轻了一半,“痛乃减半”。随后再使用“调胃承气汤去芒硝加黄连”,病人服用后,通利了两三次,牙痛就彻底好了。“服之下三两行,其痛良愈,遂不复作”。

我们可以将其前后两方合看,其中薄荷荆芥升麻羊胫骨与外用法,直接助卫气线;其中胡桐泪大黄黄连,直接泻阴火线。

东垣并没有因所谓“升逆”,就纯用后者,甚至,他都没有先使用调胃承气的内服药,而是先使用牙粉来令局部经络之气基本上恢复通行,再来主以通腑的。

你可以理解为,东垣此案病人主要是因阳明经气通行不利导致的牙痛。以前后两方来兼顾阳明经脉的两线格局,共同恢复其正常通行。其中的黄连也好,大黄也好,都是用来共同调节经脉之气的(大黄额外还有直接通腑的作用)。

我们也可以想象,假如有人告诉李东垣,现在的人们会通过减少流经牙齿的血液来治疗牙痛,他大概率会“破口大骂”,而且还是那句F**k this crazy world!

连解决与牙齿疾病有关的经脉之气,李东垣都那么慎之又慎,那对于“头痛”,就更不可能以牺牲“血量”为代价了,而必然是相反的,致力于恢复头部经脉的正常通行。

清空膏,正是李东垣“头痛门”的代表方之一。

说是“膏”,其实是“散剂”,就好像“紫雪散”看起来是散剂其实本来是膏剂哈。

东垣很清楚“清空膏”证属“湿热上壅”,也就是我们后世会统归于所谓“升逆”范畴的气机问题。但此方的具体组成为:羌活、防风、柴胡、川芎、炙甘草、炒黄连、酒制黄芩、炒黄芩,制成细末,以少量热茶汤调匀,抄起置于口中吞服,或稍以水送下,且于临卧时服用,以最大程度保留其发挥于上焦的作用。

东垣用此方的目的是为了要恢复头部重要经脉之气的正常通行,其诸多药味兼顾到了两线格局。其中以黄芩黄连针对阴火线,配合卫气线用药来共同完成经脉层面的工作。

我以前写过一篇,说朱丹溪像是“江南版本的李东垣”,而在本篇里,我们还可以说,朱丹溪像是“极简版本的李东垣”。

东垣的“清空膏”,若以黄芩为主视角,那么黄连可以并入黄芩,而黄芩所配伍的主要有羌活防风柴胡川芎酒治法散剂等。对于后者的诸多药味或手法,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。

嗯,朱丹溪就是这么干的。

第一次读到丹溪的那则医案里说他使用了东垣的“清空膏”法,而随后却只出现了一个药味时,我真是没能一下子反应过来哈~

病人是位四十多岁的妇人,曾因长达二十年的忧郁情志而患有“心痛”。胸口有时按下不痛,有时痛不能按。除了心痛,还有头痛,两者交替发作。心痛发作的时候,头痛则罢;头痛发作的时候,心痛则罢。长期疼痛导致病人夜间不能寐,形瘦骨立。

由于病人大便坚硬量少色黑,极难排出,加上其消瘦难寐,众医们都视作血虚,以四物汤为主来治。但奇怪的是,病人连服一百多帖药,却始终无效,遂来找朱丹溪。

丹溪表示,此证是肺为火所郁遏,气不得行,由于气不行则血亦不行。于是血成污浊败血,积蓄堵塞于经脉。前者即气火壅遏导致头痛,后者即浊血阻滞经脉则导致心痛。虽然痛的地方不一样,但归根结底都是同一个问题,即由肺火郁遏所发展出来的,“通一病也,治肺当自愈”。

到这里,你可能会以为丹溪是要用什么,我们所理解的宣降肺气方或是治痰降火方来治。呵呵,都不是哈~

他紧接着说他要效仿李东垣的清空膏,“遂仿东垣方清空膏例”。

“清空膏”原方即羌活、防风、柴胡、川芎、炙甘草、炒黄连、酒制黄芩、炒黄芩,散剂,茶调。

而丹溪用的是“片芩细切酒炒透,令赤色,为细末,以热白术汤调下”。

是不是一下子不容易领会到他所说的“清空膏”法?

在朱丹溪的眼里,李东垣的“清空膏”,无非是以“羌活、防风、柴胡、川芎、酒制、散剂”等来配伍“黄芩”。那既然他要效仿此方,且具体病人的具体两线格局稍有区别,那就换成“散剂、炒制、酒制、热水、白术汤”来替换东垣“清空膏”里配伍“黄芩”的那些即可。

病人服用后,头部出汗,随着继续服用此汤,病人渐渐遍体发汗直至膝盖处附近,头痛也好心痛也好,都不再发作了,身体开始恢复起来,“头上稍汗,如此十余帖,渐渐汗至通身,及膝而止,诸病皆愈”。

读到这里,对于刚才丹溪所说的“气火壅肺”而没用我们以为会使用的降肺气法,是否已经领悟到了呢?

其实丹溪对于此案的逻辑分析是,体表尤其是其中的头部经络之气通行不利,导致郁热内生。热气上炎,致肺气不降,也就是“气火壅肺”。而他解决此证并不是通过直接降行肺气,而且通过解决通行不利的经脉之气,令其恢复正常的通行。

相当于,我们在治疗某些咳嗽气喘的情况时,不使用降气法而使用解表法。

也就是说,作为此方君药的黄芩,我们要将其理解为是用来针对经脉层面的药味。

正是因为朱丹溪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楚,他要解决的是体表经脉之气,所以他选择参考的是李东垣用来治疗头痛的“清空膏”,也所以他特意记录下来的是病人服用后遍体出汗的表现。

他后来索性将其“流水线化”了,取名为“小清空膏”,作为他的自拟方之一。“小清空膏,治诸般头痛,惟血虚头痛不治。用片芩细切,酒拌匀,晒干,为末,茶清调下,酒亦可”。

朱丹溪使用苦寒药味,来恢复经脉之气的通行,实现“达表”的极简手法,还远远不仅限于黄芩一味。

比如丹溪治嗜好喝酒的某妇人,以“酒煨大黄”一味,来“取汗”;治某人好酒而生脑疽,以“大黄酒煨”,“细切酒拌炒”,“为末”,又以“酒拌炒人参”煮汤“入“生姜汁”,来调服前面的酒大黄末,得病人安睡,且醒来时上半身得彻汗出,他说这个用法为“内托之意”;丹溪还曾用酒大黄末+茶调法,治过某人头部眩晕难当,可谓是第二个版本的“小清空膏”。

另外,丹溪还有酒制黄柏作散剂的“潜行散”,治的也是体表经络层面的痛痹。“潜行散,治痛风,黄柏一味,酒浸焙干,为末,生姜汁和酒调服。

而他大名鼎鼎的二妙散,原本也是为了解决经脉之气的。“二妙散,治筋骨疼痛因湿热者,黄柏(炒)、苍术(炒制,去皮),为粗末,生姜研入,汤煎沸,调服”。也所以,此方常额外再配伍生姜,“痛甚以姜汁热辣服之”;或再配酒,“此二物皆有雄壮之气,如表实气实者,少酒佐之”;或配合行经通络的风药等,“一法,加甘草、羌活、陈皮、芍药、酒炒威灵仙半钱,为末服之佳”。

只是遗憾的是,金元医家们所具备的,“使用苦寒药味,仍是为了配合共同来通行经络之气”的认识,到了明清以后就逐渐消亡了。

因而,《古今医案按》的作者,乾隆年间的俞震,就表示他理解不了朱丹溪的某则医案。俞震认为既然病人血虚,应该服用养血凉血诸药味才对,如地黄龟板天冬丹皮防己等,怎么丹溪会先用麻黄,后又用人参之类的呢?

丹溪的那位病人,入秋后因天气寒凉而浑身发热,四肢疼痛,饮食如常,这些表现对于金元时期的医家而言,首先意味着病势主要位于体表经络层面,这是俞震已经不具备的医理认知。

由于饮食如常,又因降温而发热,因此,尽管病人“形瘦则如削尽”,丹溪仍表示这是疼痛所致,意思是并不是血虚导致的瘦弱。更何况,前医已用过补血药而无效,“医与血药则不效”。

综合考虑之下,丹溪一上来所使用的,是可以堪称为“第三个版本”的“小清空膏”。以苍术与酒黄柏的二妙散为主,再加行经的附子麻黄生姜汁少量,与活血利血的桃仁牛膝等。

只不过,此方的两线格局没有完全平衡好,亦或者说,由于那时候医家到处“串门”,很难及时跟进更方的事宜,病人在连服了八帖后,出现了“气上喘促不得睡”。

但疼痛减轻些了,说明体表经脉之气确实得以稍微恢复。

于是丹溪临时以四物汤加人参五味子来降其上逆的肺气,虽是标法,却保留了行经的川芎。至于俞震所不理解的人参,是考虑到病人长期劳作太过,元气虚馁。此证出现的肺气上逆,主要是因为两线没有平衡好,而并不是整体就应该主以降行法。

在服用两帖标法而气喘得平后,丹溪就转用了可以长服的最后一方,“四物汤加牛膝、白术、人参、桃仁、陈皮、甘草、槟榔,入姜三片煎服”。此方病人共服用五十贴而安,一个月后因过劳又复发,丹溪再以此方另加黄芪,令其继服二十贴而终得痊愈。

此案前后四方所用药味依次为:苍术、酒黄柏、附子、麻黄、桃仁、生姜、地黄、当归、川芎、芍药、人参、五味子、牛膝、白术、陈皮、甘草、槟榔、黄芪。

我想假如从一开始就用此方,或是胸有丘壑而有计划的分为先后两方,在极短的周期内进行更换,那本案就很有可能既不会导致肺气上逆,还能缩短整个疗程。

但类似这样的自拟方子,在我阅读过的古人医案里,大约也只有李东垣能轻松地拟写出来,且两线刚好能取得平衡。

我们刚才说,朱丹溪可以看成是“极简版本的李东垣”,这既是他聪慧灵活善巧的体现,亦是他拟方天赋相比东垣有所局限的体现。

丹溪本人自然也非常清楚。东垣药方的药味颇多,有时会受人诟病,尽管丹溪自己常用极简法,但却力挺李东垣,表示其用药“如韩信将兵,多多益善”,其实也是在表达他自己驾驭“大方”的能力不如李东垣。

最后要再次提醒的是,再大的方子,其中的每一味药,若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特定的作用,比如清热药能清热,利湿药能利湿,化瘀药能化瘀,行气药能行气,补气药能补气,补血药能补血…

其前提无一例外,皆是因为它们在一起共同完成了,恢复经脉之气正常通行的作用。

黄芩也好,黄连也好,黄柏也好,所有苦寒,亦皆是如此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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